完美体育中国媒体通览

　　完美体育中国媒体通览５月１８日的《经济参考报》以头版头条的“今日要闻”地位，报道了记者在济南市数家商店里看到的一种新品香烟的广告：上写“山东省接待用烟”，而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被原文贴印在广告图案上。文件称，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

　　这则奇怪的广告值得议论的问题完美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不仅是广告的合法边界问题，更是政府“”的合法边界问题。在搜狐网所附的相关链接上有一则新华社去年发的一条消息：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全市各部门全年喝“小糊涂仙”系列酒价值总目标为２００万元，完成任务的按照１０％奖励，完不成的通报批评。

　　这些与“”直接相连的市场怪事，暴露出“”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已经被滥用得没边没沿了。

　　一家媒体的报道能否引起其他媒体的评论，往往是这篇报道的价值和这家媒体能否产生扩散性影响的一个标志。

　　《人民日报》上周的两则报道接连引起了其他媒体，特别是都市报的评论，这多少改变了人们对这家老牌党报的“刻板印象”。这两则消息分别是：

　　一，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９５％属于“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完美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以进行分类管理。

　　二，交强险实施将近一年之际，千元保费再度掀起万重波浪。孙勇律师认为交强险每年有４００亿元的暴利。

　　５月１７日《新京报》不仅转发了《人民日报》的第一条报道，而且发表社论《“行乞证”背后是“行政许可依赖症”》。

　　而上海的《东方早报》则对《人民日报》的第二条消息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交强险费率为什么被“高估”？》。

　　在当今新闻传播和的市场上，对争议性新闻事实的报道才会引发评论。而以往《人民日报》的日常报道则大都是无争议性的。这个倾向值得注意。

　　５月１４日《中国青年报》刚刚以一个整版的“特别报道”，集中反映当前房地产市场“炫富”广告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放大社会分化、刺激底层心理、引导奢侈文化，５月１８日北京市工商局就发出通知：将对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类广告进行专项检查，一些“炫富”广告将被责令改正。

　　其实关于“炫富”广告的批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前，还有政协委员和市长王岐山的批评。这些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足够大了，工商局就该出手了，因为工商局就是直接管广告的。

　　有网友认为工商局叫停“炫富”广告没有法律依据。工商局回应：《广告法》规定商业广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笔者觉得，问题不在于《广告法》的这一条给了工商部门怎样的工作权限；而在于执法的程序：一个政府的行政部门是否可以根据社会的压力，来重新处理那些早已通过自己审查的民间行为？

　　５月１５日、１６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接连有两名女研究生坠楼身亡。《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分别报道了这两起悲剧。而《新京报》则补充说，去年人民大学一位女博士生坠楼身亡，也恰恰是在５月１６日。这３起悲剧在时间上的接续与巧合，有什么样的意味呢？是不是告诉我们：那种可怕的死亡冲动，具有一种提示和传染效应呢？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新生班主任，我难以回避这件事给学生们造成的心理冲击。我不愿意让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感到，他们心中美好宁静的校园，也会有这样悲惨的一幕。我们应该在大学校园中增加更多的关爱，并且使竞争更少一些，对学生的标准更宽松一些，这样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但是，学生直接感受到的压力，又哪里是局限在校园中呢？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没有压力的校园，但是一个没有压力的社会完美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怎么可能呢？

　　上周，贵州茅台公司总经理乔洪讳莫如深、扑朔迷离的去向，引起了媒体一连串的追问：先是５月１４日新华社消息说，贵州茅台当日发布公告称，乔洪因工作原因调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其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但问题在于：这个“老总高升”的消息是在连日来乔洪涉嫌贪污受贿被调查的传言已在证券行业大范围流传的背景下由企业自己发布的；而更怪的是：无论是高升了的企业公报还是被调查了的市场传言，都没有得到贵州省有关部门的说法。

　　于是，认为这不正常了。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分别发表评论《“乔洪事件”追问政务公开》、《茅台老总去向不该迷雾重重》。前者说：“政府信息公开及时与否，政务公开程度高低，不仅涉及市场投资者、消费者切身利益，更影响市场制度建设——有多少上市公司借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政务不公开，而违规披露不实信息？有多少违规者因此赢得“危机公关”的时间，逃脱法律规章制度的惩戒？”后者说：“乔洪事件显示了，在保障投资者、公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方面，现有的制度还有不少漏洞。”

　　５月１８日，新华社终于从贵州省纪委得到当日贵州省会的决定：对乔洪立案调查，采取“两规”，原因是涉嫌受贿。

　　５月１７日《北京晨报》报道，在北京市建委刚刚发布物业管理规定，实行二、物业管理标准的高档小区，将禁止小商贩入内，实行封闭式管理。据悉，这也是政府首次明文规定“禁止小商贩进入小区”。

　　这个规定很令人奇怪，因为让不让小贩进入社区，难道不是社区的业主、居民自己有权决定的事吗？政府把这条列入管理标准，不仅代行了公民权利，而且有在不同的公民群体之间实行歧视之嫌。这是何苦呢？

　　此前也有关于住宅小区不得商用的规定，其实也是挺得人心的，但《物权法》并没有写入这一条，因为，允许不允许住宅商用，是“物权”——也就是房屋财产所有者名下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曾长期从事新闻评论的写作和编辑，沉迷于人民群众对于生活和社会问题各种观点的争议与反驳中。这才发现了言论的正途，遂不再把新闻评论当作是职业写作，而看作是公民时代的普遍表达。业余也参与一些感兴趣话题的议论，索性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职业的议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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